土壤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土壤污染的危害，了解保护土地的重要性。
 

　　土地被污染了，危害有多大?
 

　　土壤污染不同于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累积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土壤污染不达到一定含量或浓度就不易察觉且修复难度大、成本高，一旦形成污染，危害极为严重。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产生急性健康风险，造成受体的死亡。
 

　　比如，人们会由于长期暴露在低浓度污染中产生慢性健康影响，临患各种恶性疾病。以有机氯农药为例，长期暴露可能造成肝癌、免疫缺陷、淋巴癌、肾衰竭、中央神经系统受损、生殖系统疾病等疾病风险。这种危害即使不在受到污染的第一代受体生命周期发病，也有可能通过母婴传播给下一代，造成不可预估的危害。
 

　　近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首张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


 

　　土壤不可承受之重
 

　　“这张地图已经显示出土壤污染防治形势的严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从地图可见，东部、中部和沿江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度低。
 

　　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长三角、湖南东部地区，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赣南地区的土壤污染源密集;土壤污染源多沿河分布，不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网、长江中下游、黄河沿线以及钱塘江分
布，还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与淮河部分支流;此外，部分高风险行业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电镀和金属表面处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河南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业，河南三门峡地区的矿产行业等。
 

　　事实上，早在2014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经八年调查，共同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也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占中国国土2/3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
 

　　工矿业污染是主因
 

　　马军表示，造成我国土壤污染的首要原因是工矿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都可能造成场地及周边土壤污染超标。
 

　　以珠三角为例，在珠江三角洲的水道河网之间，电镀、金属表面处理，印刷线路板和电池等企业密集分布，这些行业不但造成大量三废污染排放，还会产生大量含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危险废弃物，一旦不能很好地处理和处置，就可能扩散形成土壤污染。此前广东省农业部门调查中超标最严重的汞也主要来自烧碱、汞化物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污物排放。
 

　　而长江三角洲也不例外，长三角的重点行业风险源集中分布在江苏省长江沿线、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以及上海市。记者获悉，江苏省副省长曾在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座谈会上介绍，迄今江苏省已经关停了7000多家化工企业，而这仅占总数的1/3。
 

　　有色金属矿藏的南方地区，土壤污染风险防控也会面临很大压力。比如，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可以看到重金属国控污染源密集分布于矿山边和县城;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工业、矿业也较密集。
 

　　“从事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的企业，主要对土壤造成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污染。”马军解释道，这些有毒有机物质不仅会使粮食受到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也产生极大威胁，严重者可能会致畸或致癌。
 

　　此外，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但利用率却很低，氮肥的利用率仅为33%。“农药和制药行业企业中，涉及氰化物、吡啶、挥发酚等有毒有害污染物质以及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排放，对场地土壤造成污染。”马军说。
 

　　“棕地”污染不得不防
 

　　除了化工、农业导致的耕地土壤污染，在城市化进程中，“棕地”的污染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马军指出，“棕地”是那些之前因工业使用受到污染的土地，包括被废弃或仍在使用的场地。比如，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一些重污染企业从城区搬迁，其原厂址成为棕地。此外，废弃的加油站、垃圾处理站等场所都是“棕地”产生之源。
 

　　让人担忧的是，大量污染企业搬出城区后，遗留的“棕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地产商视为“摇钱树”，未经“清毒”即建成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据报道，全国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严重污染场地超过50万块。
 

　　“棕地”中的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可通过土壤、管道等，缓慢挥发、释放有毒物质，毒性持续可达上百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拉夫运河小区在堆满化学废物的大垃圾场建造，导致当地56%的婴儿有生理缺陷，孕妇流产率增加了3倍。其污染物清理工作直到2004年才宣告完成，用时24年，耗资4亿多美元。
 

　　马军强调，由于产业的调整，城市开发用地日益稀缺，“棕地”再开发产生的风险，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凸显。而降低风险首先必须了解土壤风险源的分布，让公众可以获取完整的“棕地”地图，参与监督“棕地”的污染清理和安全再利用。
 

　　防微杜渐，治不宜迟
 

　　马军指出，土壤污染本身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而且，一旦被污染，土壤修复耗资巨大。如荷兰2000年~2009年土壤污染修复成本为每年3.35亿欧元。所以，摸清土壤的情况，防止土壤污染将是关键。
 

　　土壤治理是一个长时间、需要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在地方，可能需要经历几届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而目前我们的每一届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科学性，是否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负责的态度，至关重要。值得期待的是，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都即将出台，环保部也即将成立土壤污染防治司。马军希望，政府以此为契机，从源头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同时做好对社会公众的信息公开。
 

　　此外，企业需建立责任意识。“拉夫运河事件”的惨痛教训促使美国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同时对企业的污染责任进行严厉的追溯，并要求其承担全部清理的费用。正是因为这些教训，今天的西方大型企业特别关注土壤的污染情况和防控。但国内的一些企业，对于土壤污染并没有概念，对土壤污染物的管控也常常很粗放。
 

　　国际上对化工、农药等产业制定了严格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美国叫做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欧盟将其扩展为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但在国内，相关有毒化学品的排放和处置主要依靠企业自行向主管部门报告，而企业级别的公开披露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因此也严重缺乏社会监督，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最后，马军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厚土的怀抱中，它承载了我们的农耕、工业等文明，也承载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梦想。剥夺土壤的健康，无异于自我伤害。关注、规避土壤污染，监督企业的排放源头，推动做好防控、整改，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应该是我们对厚土的承诺。